不义,能够如泗上那般真正为义而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”
“如今韩国一心想要吞并宋国,都是出于韩宗私利。郑国虽小,却也参与过昔年菏泽之盟,也在诸夏战争法上签署了本国之名。”
“郑国君臣自知不能够知晓天志,也不能够解民三患,可韩国入郑,也不能够解民倒悬,反倒是让民众多受战乱之苦。”
“韩有阳翟、负黍,屯兵于颍水,距离郑都不过百里,若韩有意,数日可至,郑国民众皆恨韩,还请墨家看在百姓战乱之苦,给出保郑之法。”
郑国现在真的就处在危机之中,不是说如果这时候不参与宋国事、和墨家刻意保持距离韩国就会放弃吞并郑国的野心的。
欲加之罪,其无辞乎?
如果魏韩联合干涉宋国,魏国必然会再次用郑国的土地酬谢韩国,因为此时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文侯时候的魏国了,北失中山,西河有险,赵人翻脸,楚夺榆关,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时候。
郑国君臣想的清楚,之前二十年的经验也确切地告诉他们是否有罪小国是无法申诉的。
本来郑国对于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充满了期待,希望那一次会盟墨家会继续秉持非攻之志,以新的国际法代替已经崩坏的周礼体系国际法,以泗上的军力维系各国和平。
然而四年前菏泽会盟带给郑国的是绝望,墨家绝口不提各国平等之事,而是大力鼓吹天下定于一是不可逆转的大势、是真正解决战乱之苦的治标治本的手段。
这一次墨家使者来到郑国,让郑国君臣看到了一次转机。
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:“昔年齐攻鲁,鲁侯问政于子墨子退齐之策,子墨子说需得做好三件事。”
“更早些,齐鲁之战,曹刿论战,想必你们也知道战前所问之事?”
郑国君臣自然知道这两件事。
实际上这两件事,说的并不是一回事,但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所分析的。
曹刿所论,共有三问。
衣食所安,弗敢专也,必以分人。对曰:小惠未遍,民弗从也。公曰:牺牲玉帛,弗敢加也,必以信。对曰:小信未孚,神弗福也。公曰:小大之狱,虽不能察,必以情。对曰:忠之属也,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。
墨子所论,亦有三问。
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,下者爱利百姓,厚为皮币,卑辞令,亟遍礼四邻诸侯,驱国而以事齐,患可救也。非此,顾无可为者。
曹刿和墨子面对的都是鲁国,也面对的都是齐鲁之战,但两者说的三论的时代背景不同。
曹刿之时,尚未春秋,国野有别,车战为主,两军交战,只要国人肯战,那么未必就不能以少胜多,而且当时齐鲁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,长勺之战齐国大败。
墨子之时,春秋已末,再无国野,动辄数万围城。
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还是下利百姓,那都已经来不及,所以给出的建议就是通过外交手段,利用各国的矛盾,迫使齐国退兵。
最终曹刿打赢了长勺之战,墨子也发动弟子游说各国使得齐国退兵,都取得了想要的结果。
如今郑国的事,也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。
但墨家使者早有说辞,问道:“子墨子所言,上者尊天事鬼,下者爱利百姓,实则是一回事。”
“天帝生人,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,民为神主,民之所欲天必从之,故而尊天事鬼表现在治国上,就是爱利百姓。”
“却不知郑国上下,百姓可曾得利?可曾得爱?若得利得爱,则可战。昔年泗上不过有沛邑,百里之地,民得爱利,可破魏楚,况郑五百里之国?”
一番话,郑国君臣都低头不语。
墨家一直在谈利民爱民,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爱民?
郑国不管是公族、七穆、还是驷子阳余党,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?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,财富?
好在郑公乙道:“寡人非是没有爱民利民之心,只是韩国围困郑地,自三十年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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